厉以宁：被耽搁的股份制

　　厉以宁：如果先放开价格，废除命令式的体制，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以后，是否就具备了市场运行的充分条件？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价格为基础，生产要素价格又以所有权为基础，所以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权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都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

　　当时企业搞承包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了提高利润多分成，有的承包者采取了杀鸡取卵的办法，设备该维修的也不维修；该提折旧的不提折旧，或者少提折旧，把折旧变成利润，使国有资产流失，企业的设备造成损害，表现的上缴利润和财政的增收实际是企业的存量资产，承包者所得是挖财政的墙角，挖国有资产的墙角。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提出，仅仅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角度，对企业的经营权进行改革已经不行了，必须深入到企业所有权的改革，深入到企业财产组织形式的改革上来，改革的方向就是实行股份制。

　　经济观察报：虽然看似与你1980年提出的股份制一样，但此时你已经把股份制看成了改革的方向。

　　厉以宁：名同而实异。1980年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就明确说实行股份制是改革的方向。

　　1985年，德国一个以施耐德为首的“五贤人委员会”访华团，在会见国务院领导人时，国务院领导人曾咨询他们对中国国企改革的建议，德国专家当时没明确表态，说研究不够，等思考成熟再回答这个问题。第二年他们真来了，住在钓鱼台，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去谈这个事，他们明确提出，发展股份制是一种好形式，既可以保持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又有可能避免国企的政企不分积弊，哪怕是国家股份很大，但它的一套操作办法可避免政企不分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1985到1986年间，当时的政府领导人提出“价税财配套改革”，不少“整体协调改革”论者参加了改革方案的设计。而你对这个方案明确表示反对。

　　厉以宁：当时国务院关于价格改革的决定要出台了，要求放开价格的呼声很高，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派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征求我的意见。我直言：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观察报：这个观点你在1986年5月北京大学“五四”科学研讨会上也讲过。

　　厉以宁：听众有上千人吧。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对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进行了比较。两年以后的1988年，因为价格闯关而引发的抢购热潮初步证实了我的论断。

　　经济观察报：1986年你已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你的意见与当时决策层和学术界的主导观点有分歧。

　　厉以宁：“文革”前我到湖北江陵县参加“四清运动”时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布衣莫问官场事”。系主任不是官，我也从来不想当官，只想做一个学者，坚持自己经过认真思考得出的研究结论。这时候谈股份制和1980年就不一样了，1980年谈股份制主要是为解决就业问题，到了1986年就是整个中国改革思路的大问题。

　　经济观察报：而你个人的思想以一贯之，认为股份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厉以宁：对。但是当时不好提啊，人们的思想不能接受啊。

　　经济观察报：当时社会上反对股份制的声音仍然很大。甚至有人说，厉股份实际上是在“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

　　厉以宁：压力很大，总起来说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不少人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这个大帽子当时是很吓人的。即使是经济学界人士，也对股份制的性质有顾虑。不少人反对股份制，提出各自不同的见解。如有的学者针对利用股份制可以克服国有企业的短期行为的观点，提出全民所有制并非必然产生企业短期行为，克服短期行为也不必采用股份制的办法；有的学者站在搞活企业的角度，认为股份制与搞活企业没有必然联系；有的学者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会产生一系列弊端，如扩大社会的不平等感、助长投机心理以及为新的不正之风开辟门路等问题，提出股份制决不是什么公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制，就会变公有为私有；有的学者则对股份制的程度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认为国有企业可以推行股份制，但不应该推行股份化。还有的学者担心，推行股份制企业并不一定能够使产权明确，制止企业的短期行为和浪费，等等。当然也有学者同意引进现代公司制度来改造国有企业，同意在国有企业中采用股份制，可是许多人对到底什么是股份制不甚了了。在他们心目中，股份制就是保持国有的“国有股份制”，而对于现代公司制度的性质特征与基本架构所知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