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被耽搁的股份制

字号显示:   2008-05-08 11:23:00  来源:经济观察报

  厉以宁:在八十年代初,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明显的成效,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进入1983年,要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将改革向城市全面推进,就成为大家思考的问题。邓小平主张改革可以向城市推进。怎么推进?一些领导人提出“包字进城,一包就灵”的口号,要求在城市工商业中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全国国营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其实在此之前,在农村改革的巨大影响下,企业改革在当时机制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地方国营企业以及所谓“大集体”企业中已经悄悄地开始试验了。

  经济观察报:海盐衬衫厂厂长步鑫生学习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当时时髦的概括是“打破大锅饭”。该厂成为浙江省的先进企业,步鑫生也成为1983年的改革典型。“步鑫生神话”轰动全国,据说通往海盐武原镇的沙石路上车水马龙,挤满了前去参观学习的人们。但是到1988年因决策失误和管理不善,步鑫生被免去厂长职务。

  厉以宁: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光芒之所以难以持久,根本原因在于国企改革的核心命题一直难以破解。市场化企业的成长,必须建立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否则,即便是一个天才型的企业家仍然难有作为,“步鑫生现象”无非是无数例证中的一个。

  从企业来看,实行了承包制的企业在开始的短时期内对于促使企业增产增收有很强的刺激作用,但是经过一段时间,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承包基数因为没有客观科学的标准导致企业“苦乐不均”,承包办法大大刺激了短期行为等,结果导致了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物价的上涨。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停止在城市推行工商承包制,加快“利改税”。

  经济观察报:“利改税”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三阶段?

  厉以宁:可以这样说吧。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世界其他国家除苏东国家外,国有企业跟国家之间都不存在交利润关系,而是交所得税,即国家制定一个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按所得税法依法交税,利多多交,利少少交,没有不交。由此我们改成利改税或称以利代税制度。但因为财政负担大,不可能把税率定得很低,只好定了一个世界上最高的税率:55%,企业很不满意。而且即便是余下的45%也不能完全留给企业,否则财政还是活不了。因此还要通过企业与国家的谈判,给国家交一笔利,起一个名字叫“利润调节税”,实际上是利多多交,利少少交,绝大多数给了国家,企业的积极性不可能高。由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没有到位,仅仅“利改税”仍然没有实现企业的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和平等竞争。搞了四年,结果连续二十多个月企业上交财政任务完不成。1986年底,财政收入上不来,企业交不上税。

  股份制试点的夭折

  经济观察报:国有企业改革的波折,也使得股份制的思路开始受到重视了吧。

  厉以宁:谈不上重视,但是在大家的呼吁下,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改革方案开始出现。1984年我在安徽马鞍山市所作《关于城市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直接论述了中国所有制改革问题,包括企业发行股票、职工入股、组建公司集团、居民成为投资者和创业者等设想。从那时起,我一直坚持认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大概在1984年前后,世界银行的中国经济考察团也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多卷本的调研报告,对中国存在的经济问题和可选方案提出系统的意见。报告提出,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建立国家和企业间的恰当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可以将国有企业的财产划分为股份,分散给若干不同的公有机构,如政府、银行、养老金基金、保险公司、其他企业等持有,以此将国有企业改造成为公司制企业。股份制为企业改革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经济观察报: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同时提出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而城市改革的重点就是国有企业。

  厉以宁:为什么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城市改革的重点?因为这时期非国有部门活力提高,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改革却远远落在后面。因为国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企业制度,效率没有多少提高,生产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大量能源投入,特别是投资支撑。而仅仅“扩大企业自主权”不能建立有效的产权约束和市场竞争约束,企业财务预算约束反而更趋软化,作为国民经济支柱部门的国有经济大量“失血”。

  经济观察报: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世界银行的方案没有被采纳。

  厉以宁:当时世界银行建议中国采用休克疗法,通过放开价格的方式进行改革。二战后,西德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一夜之间废除了价格管制,让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北大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情况和西德不一样,西德的放开价格可能有效,因为它是私有经济,中国的公有经济放开价格可能就没有效果,所以中国必须进行所有制改革,首先把微观基础调整好。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先要突破单一所有制形式,而不是先放开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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