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被耽搁的股份制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可以说，是知识青年返城催生了中国的股份制？

　　厉以宁：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无心插柳柳成荫”，知识青年返城带来的就业问题，让我在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提出了股份制，但是我提出股份制并非权宜之策，而是在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中得出的结论。

　　从1978年开始，我就和恩师罗志如先生开始撰写《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英国曾经是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由于工业的发达，曾把自己炫耀为“世界工厂”。但自二十世纪初叶以后，它却逐渐衰弱，患上了人们所说的“英国病”。其症状是：停停走走的经济、通货膨胀、失业并发症与国际收支危机的交织、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方分权日益严重的趋势。为了确认其症状，查明其根源，预测其发展趋势，我们研究了20世纪以来英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及其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试验”、“国有化”、“计划化”都不是英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从那时起，我就把所有制问题放在了首要位置。我开始认识到，所有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具有关键意义，必须以新型所有制取代传统所有制。

　　一波三折的国有企业改革

　　经济观察报：所有制改革在当时还提不到议事日程，主要是讲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改革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厉以宁：是一块啃了多少年的“硬骨头”。单纯从词汇上讲，“改革”可以追溯到1956年。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对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是这种经济改革并没有经过理论的科学论证，而是按照领导人的意志来进行的。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把从苏联引进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归结为管得太多，统得过死，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以致只有中央的积极性，而没有地方政府、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造成了整个经济没有生机和活力的局面。为此，毛泽东开出了“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这个处方。在1956年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以毛泽东提出的“放权让利”、特别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方针为指导的。

　　经济观察报：但是实践的效果并不理想。

　　厉以宁：也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当时的领导人把“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等现象看成是问题的本质，企图在保持行政性资源配置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用向地方政府分权的办法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为只要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出来，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经济就会飞跃发展。其实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本质决定了要求社会的高度集中统一，由行政性分权造成的分权型命令经济体制既不符合计划经济的这种要求，又因为造成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而与市场经济建立统一市场的要求相去甚远。结果当然只能是南辕北辙，再加上“文革”的混乱，使中国陷入了一场大灾难。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1978年末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

　　厉以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仍然延续了向企业放权让利的思路。最早是1978年10月四川省选择了若干工厂进行试点，扩大企业在生产和销售超计划产品、提取和使用利润留成、任命企业下级干部等方面的权力。试点的效果不错，于是中央有关部委推广了这种扩权试验，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到1980年已经扩及到6600多个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些企业占到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的60%、利润的70%。

　　经济观察报：这是不是说明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是有效的？

　　厉以宁：一开始确实是有效的。尤其是在“扩权”开始的几个月中，因为企业自主权增大了、物质刺激增强了，显著提高了企业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工资奖金发得越来越多，职工的胃口越来越高，刺激的效果却越来越小。其中的秘密并不深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企业并没有建立一套妥当的企业制度安排，没有正确处理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一般职工的关系。结果是企业发放的奖金、补贴等越来越多，而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和财务计划的情况却越来越差。

　　经济观察报：1979年作家蒋子龙发表了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小说塑造了一个企业改革典型，厂长乔光朴把全厂近万职工都推上大考核、大评议的第一线，把不称职人员撤离岗位，迅速提高了生产人员的素质，使全厂劳动生产率节节上升。但是他去搞厂际外交搞原材料时，却因不满新兴的“关系学”而大败而归。

　　厉以宁：这是一个改革者的悲剧。因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是治标不治本的，并不足以使国有经济单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所以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经营。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八十年代初期陷入了困境。

　　经济观察报：国有企业改革没有改观，农村的改革却大见成效，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就描写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新形势，唱响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