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晋商：瓦檐下的信用

　　百年晋商：瓦檐下的信用有一个英国人逢人就赞扬“想不到中国商人也像犹太人一样讲信用！”

　　原来这个英国人的爷爷与一个山西商人有生意上的往来，但是山西商人不久就破产了，没有办法偿还欠英国人的债务。山西商人临死前，把儿子叫到床前说：“我们家还欠一位英国老板的钱，我现在是没办法还了，但你要记住，你一定要争取还上；如果你没能力还，一定要叫你的后代子孙还上。不管多少代，一定要将钱还给人家。”

　　老爷子过世后，儿子始终没有忘记父亲临终前的话。由于数目庞大，而自己又能力有限，在有生之年没能实现父亲的遗愿，于是就叮嘱自己的儿子，一定要替爷爷将欠英国人的债务偿还了。

　　孙子同样记住了父亲的话，经过自己的艰苦创业，几十年后，孙子成了一个大商人，于是就主动联系那个英国人的后代。不久，英国人的孙子收到了一张支票和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信上写着：“。。。。。。。当年我爷爷欠了你爷爷的钱，我爷爷还不了，我父亲也没办法还，但是他们临死的时候都嘱咐我一旦有钱之后，就马上把这笔钱还上，这样才能对得起良心。。。。。。十分抱歉，这笔钱隔了几十年才还给你，感谢你爷爷当年对我爷爷的支持。。。。。。。”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经济史上，晋商率先享有“天下第一商”的殊荣，雄踞徽商、湖商、粤商等商帮之上，成为商帮之首。特别是明清以来的500 年，是晋商的鼎盛时期，开创了令人惊叹的经济伟业。如果你到古老的平遥城——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诞生地去旅游，还会遇上日升昌票号的后代，只不过他们现在是个普通百姓，抱着孙子悠闲地逛街。“国际倒爷”的名称带有戏谑的成分，其老祖宗正是明清晋商。晋商驼队，穿过蒙古大漠、天山南北，向北到莫斯科，再向西到英国伦敦、德国柏林等地。晋商巡视员出差到欧洲，再往东返回，察看设在朝鲜、日本的店号，就足够他们跑上几个冬夏。如果要巡视国内各地店号，那么几乎要跑遍东西南北中。因此，当时流传着“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说法。晋商长途贩运、四处设庄还促进了许多城市的发展和一些商业重镇的诞生。在东北，“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古，“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先有祥裕隆，后有定远营”，在青海，“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晋商成功的因素和经验除了大家熟知的节俭吃
苦，精于管理，敢冒风险，开拓进取外，“诚实守信”，“信誉至上”是成就晋商辉煌的重要法宝。历史上山西是一个非农业地区，不少山西人为了糊口，不得不外出经商谋生，而江湖险恶，路途坎坷，世路与商界的残酷，需要商贾组织起来才能抵御，于是山西人养成了守信、团结的民风民俗。

　　晋商做买卖时，强调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有损声誉的事情。晋商张某，就是一位“良贾”，标准的“不欺人”商人。一次，他发现售出的货物价格高了，立即追上买主，退还了多收的钱。此事被传为美谈。三原县商人马仲迪经商“无饰价，无敢居贵”，就是不定不实在的高价，顾客和同行中得到了信任，增加了他的生意。前面那个爷爷债孙子还的故事，在晋商那里，其实是很平常且屡见不鲜的事情。外国人曾就此事评论说：“这种品德在其他地域从未见闻。”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有过这样一段评论（当时在上海金融界晋商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商人做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未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商人。”

　　晋商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义利相通的观念，在山西形成重商、崇商之风。清雍正皇帝认为，山西人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的地方不同，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入士。山西人把原先的“士、农、工、商”的排列来了个大逆转。弃仕从商的观念在三晋商民的心目中，化为一句俗语，“秀才进字号——改邪归正”。明清时期山西无人中状元，而且榜眼、探花数额排行榜上，山西倒数第三，而唐朝时山西恰恰是名列季军。第“第三”与“倒数第三”的颠倒变化，正是因为许多“俊秀之士”加入了晋商队伍。

　　山西人在精神支柱上崇奉关公。关公被誉为“义薄云天”、“信义昭著”、“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等传统美德，历代皇帝屡屡加封，成为尊奉的“武圣”。关公信仰的核心是一个“义”字。关公的“义不负心，忠不顾死”、“财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等高尚品行，为国人赞扬备至，把他奉为忠义的化身、道德的楷模，理想的典范。所以，他还获得了与孔夫子并立的“人伦师表”的殊荣。更细致一点说，关公形象的道德内涵中蕴含着“信”的精神。关羽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惑，过五关斩六将，毅然决然投归刘备的言行，信守与刘备的兄弟和君臣关系，本身就是重信轻利原则的践行。对关公的崇拜可能还与关公是他们的老乡有关——关公的老家是山西解县。关公的神化地位到明清时达到至高无上的顶峰，晋商正好借用公关的神化地位，引自己的老乡为无尚的自豪和荣耀，扩大其在各商帮中的声势和影响。晋商不仅在店铺和家中供奉关公，而且在各地的山西商人会馆中最显赫的地方供奉关公，然后才是各行神位。甚至有些会馆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所以不少地方的“山陕会馆”又叫
“关帝庙”。在京师的平遥颜料商会馆中，正殿首列即关圣帝君，其次才是玄坛老爷、增福财神和梅、葛仙翁。晋商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的不良动机；以关公的“信”来取信于社会，取信于顾主，摒弃欺诈、伪劣等行为。

　　晋商充分认识到诚实守信对于竞争获胜至关重要。晋商在经营活动中总结出许多商谚：“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生意没有回头客，东家伙计都挨饿”：“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买卖不成仁义在”：“秤平、斗满、尺满足”：“利从义出、先予后取”。一个山西商人曾在嘉湖一带购囤粮谷，一年大灾，有人劝他将粮食卖个好价钱，但该商人却说，能让百姓渡过灾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将囤聚之粮降价售出，还设粥棚救济灾民，该商人的此举赢得了一方百姓的赞誉和信任。他日后的生意自然兴隆、顺畅。

　　正是由于晋商注重信用道德，把诚信不欺作为经商长久取胜的秘诀，所以市场越拓越宽，生意日渐兴隆，利润逐年递增，终于在当时众商林立的市场浪潮中发展壮大为国内外商界瞩目的著名商人。近代思想家、文化巨擘梁启超在评说山西商人的经营之道和制胜法宝时，更是浓墨重笔写下“晋商笃守信用”六个大字。晋商诚实守信，招来了很多终身顾客。比如绝大多数蒙古人都是认准晋商某一牌号的砖茶后，长期购用，一生不变，而且只认牌子，从不还价。他们甚至以晋商的砖茶代替银两货币，作为物资交换的手段。

　　在当时的主要交易工具秤星的命名上，就体现出了晋商的信用精神。当时秤为十六进位制，和现在的进位制有所不同，现在我们常说的“半斤八两”就和那种进制有关——半斤也就是八两，八两也就是半斤。这十六两的金色秤星分别代表北斗七星南半六星和福禄寿三星，在交易中少一两就是“损福”，少二两就是“伤禄”，少三两就是“折寿”，再亏损就触及天上星宿之位，则天理难容。秤星也禁用黑色，以表示做买卖不能黑心，不昧良心。

　　《乔家大院》剧中主人翁乔致庸坚持以“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作为经商准则。祁县乔家在做生意时非常重视信用。有的商人在做生意时，爱在秤上作文章，有意把秤放小，从中取利。但是乔家做买卖时却恰恰相反，他们专门把斗秤放大，比市面上还加一两。乔家这样做，是让所有消费者都知道，在乔家的商号里买的货物，都份量十足，从而树立了良好的商业形象。这样市民们便把油、盐、酱、醋、米、面的开销都送到了乔家，使其盈利大大增加。还有一个典型事例是至今包头人还津津乐道的“大斗卖出”的故事。

　　当时包头城有多家面粉店，因为居民每天都要消费，销量很大，有些商人就开始缺斤短两，做起了昧心生意，居民怨声载道，但又无可奈何。乔家的复字号不动声色，悄悄地把秤面大秤做了手脚，卖出一斤面粉，实际却有一斤一两。居民们发现后，竞相奔走相告，大家纷纷拥进复字号面店买面粉，其他面粉店顿时门庭冷落，销量剧跌。复字号不失时机，又在包头城其他地方开设了新店，从而控制了包头城面粉销售市场。

　　晋商首创的票号，是信用制度的产物。在清代，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工商业自有资本不足，有求于借贷以扩大经营资本。账局只经营存放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埠际间货款清算，依赖运送现银。在北方又兴起一种具有保险功能的镖局。随之，专营汇兑业务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使应运而生。晋商资本积累雄厚，商号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为汇兑开展提供了条件；晋商的信用高，经营汇兑业客户充分信任。到极盛时，山西票号发展到28家，票号在国内设立分号的城镇增加到80个，并在朝鲜仁川、日本大阪、神户、东京等也设了分号。山西票号的兴起，更是将以“信”为核心的组织文化发挥到了极致。比如为了帮助新入伙的成员尽可能快树立起诚实守信的道德观，山西票号对内部成员的训练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不但要求“练习生”熟悉各种业务知识，而且特别注重对其道德的陶冶，表现稍有差池就会被遣送回家，别的商号也不会再招收他。如此“魔鬼训练”培养了大量业务精英。票号有严格的号规，规定买空卖空，大干号禁，倘有犯者，立即出号，形成了保障信用的一套纪律。票号最盛时，以其
“所输汇兑，不论款项大小，路途远近，均能按期兑付，很少拖延”，得到了“信用最著”的评价。

　　中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认为：“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诚信为本、童叟无欺”才是以日升晶为代表的晋商称雄中国500 年的成功之道。

　　一天，平遥城内有个讨饭几十年的老太太，拿着一张一千二百两的汇票，到日升昌要兑付白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当年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因为生意很红火而大赚了一笔。为了安全起见，丈夫决定通过日升昌的票号把钱寄回家，却不料在回家途中身染疾病而死，而老太太并不知情。几十年后，在清理丈夫的遗物时，才意外地发现了这张藏在皮袄里的汇票。事实上，这张汇票是30多年前的，按照有关规定，当时已经无效了，但日升晶没有赖帐，而是经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日升昌此举博得了广泛的好评。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城许多王公贵族随着慈禧、光绪帝仓惶西逃，他们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这些人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按情理完全可以向北京来的储户说明京城分号在战乱中银库被劫，损失惨重，甚至连帐薄都被烧毁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帐目后再行兑付。但是，以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没有推迟，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面额数目有多大，一律立刻兑现。他们不惜冒风险的惊人之举再次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风险过后必然伴随着更多的机遇，带来更大的收益。战乱一结束，当山西票号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老百姓纷纷将多年辛勤积蓄的银两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清政府也将一笔又一笔大额官银、军饷交给票号汇兑、收存。诚信经营给票号带来了巨额利润。

　　最让人感动、最让人敬佩的是祁县的大德通票号，它是由乔家大院第三代主人乔致庸一手创办的票号。清末到民国初年，社会动荡，战乱不断，很多票号都处于快歇业倒闭的状态。资本实力雄厚的大德通也历经劫难，特别是1926年，军阀冯玉祥要走了大德通票号500 万石粮食、150 万银行，大德通因此元气大伤。到1930年中原大战，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因为蒋、阎、冯的中原大战，当时山西本省发行的一种钞票叫晋钞。阎锡山失败以后，晋钞大量贬值，最后快成一张废纸了。其实，这也是大德通东山再起的一次绝好机会，它可以拿晋钞支付别人的存款，趁机发一笔横财。但大德通没有这样做，把多年积累起来的老本都投入到兑付存款之中，这是大德通做的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经过这次折腾，原本就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更是雪上加霜，最终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两年以后，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大德通悄然歇业了。

　　大德通做出这个舍生取义的决定，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认认真真地算过一笔良心帐。东家乔映霞神情凝重、大义凛然地说，即使是大德通为此倒闭，也不至于让自己人陷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一个个诸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的威胁将会是身命性命，两者相比，谁轻谁重，不言自明。大德通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甚至是损人利己的做法，与佛祖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壮举是同样的商尚与悲壮。翻遍古今中外的商人故事，这也是极为罕见的。

　　正所谓：中华商道路漫漫，晋商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编辑：阿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