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的人生是从下放农村开始的，农村的那段经历重重地烙在了他的性格里，难以磨灭。

　　说起二十年如一日地辛苦工作，宗庆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苦惯了。

　　宗庆后的人生是从下放农村开始的。初中毕业，16岁的宗庆后开始了漫长的农场生活。他在舟山群岛晒过盐，在绍兴农场拉过砖，一待就是十多年。

　　在绍兴农场，宗庆后天天加班。“晚上吃完了饭，推着钢丝车走5里路去拉砖头，还要爬上坡路，每趟拉100块砖是最起码的，一个晚上要拉三次。”说起收获，宗庆后笑了笑，“十五年才拿了将近5000元钱的工资。”

　　宗庆后的创业路是从回城开始的，但农村的这段经历给他留下的远不止是“5000元钱”那样廉价，而是重重地烙在了他的性格里，难以磨灭。

　　卖冰棍起家

　　1978年，33岁的宗庆后回到杭州。此后的将近十年里，他辗转于几家校办企业，靠做推销员、卖冰棍、卖学生文具谋生。

　　1987年，宗庆后42岁。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的经理。最开始只有3个人，主要业务就是代销课本和冷饮。当时，在学校附近，总能看到一个中年人的身影，他骑着三轮车，穿街走巷，从放学的孩子们中间穿行，卖冰棍，送书本。一根冰棍4分钱，只能赚上几厘钱。也就是这时候，宗庆后有了一个念头：要办个像模像样的大工厂。于是，有了后来的杭州娃哈哈儿童食品厂，有了今天的娃哈哈集团。这一办，就是二十年。

　　娃哈哈员工告诉记者，宗总是娃哈哈的头号“拚命三郎”。他的性格是，什么事情做不好就不会停下来。

　　有一次，宗庆后的喉咙需要动手术，在医院里关了几天，他被憋坏了。手术第二天，他就翻身下地，跑出了医院。

　　没办法讲话怎么办？他叫秘书给他提一块小黑板，拿着粉笔来到车间巡查工作。有疑问时，他就停下来在黑板上写问题，得到的解释还不明确，他就擦掉，再写新问题……

　　宗庆后评价自己是个保守的人，“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做。”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他都要自己去搞清楚，这也是他一年有200多天都奔走在一线的原因。娃哈哈很多经销商将宗庆后的奔走戏称为“丈量祖国大地”。“丈量”的结果是，他看准的事情肯定会做下去，“我做的很多事外界看风险很大，实际上，我都是看准了才下手。”

　　细节决定成败

　　饮料市场竞争越发激烈，宗庆后似乎并没有把竞争对手放在眼里，“可口可乐来的时候，想用水跟我竞争，打击我的可乐，结果呢？我的可乐一样做得好。后来康师傅又想用茶饮拖垮我，结果我还是越活越好。”

　　宗庆后为何这般自信？也许可以从一些细节中找到答案。

　　记者举着一瓶娃哈哈问他瓶口会有几个螺旋，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四个。记者又问，瓶身有几道棱？他也准确地说出：八道。记者有些吃惊。宗庆后马上解释说，“这些都是模具制出来的，研发时，我都在场，论证过，所以记得清。”

　　他告诉记者，即便是易拉罐外包装的色彩，公司员工都会向他汇报，“他们认为让我看了，比较有把握点。他们也能决定，但总之让我看一下放心。”

　　公司里很多事情他都很内行，有些问题，工程师都解决不了，他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他说，细节决定成败。正是因为注重了细节，才培育了娃哈哈的竞争力。

　　分析娃哈哈的竞争力，有一点绝对不能忽视，这就是宗庆后独特的联销体销售模式。宗庆后成功地将3000多个一级经销商和三四万个二级经销商绑定在自己的战车上。

　　在这个体系里，与娃哈哈合作长达十年以上的经销商比比皆是。这一极度完善的“封闭式销售”架构，使得娃哈哈经销网络保持了非常稳定的价格体系。再加上宗庆后在成本和分销体系上的严格控制，保证经销商都有钱赚，因此维系起了一支忠诚的经销商队伍。而这正是达能的软肋，达能入主乐百氏后，乐百氏的销售体系变得混乱不堪，导致经销商最终停止销售。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宗庆后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他使用的摩托罗拉手机外壳已有些许磨损，他至今还在用“亿利达”牌保温水杯。他独来独往，不参加包括高尔夫在内的任何体育休闲活动。

　　他的办公桌上没有电脑，他喜欢亲笔批示下达“命令”，就连每月的销售通报都是他亲自撰写。

　　因此，在管理方面，外界对他的评价是太强权了，内部实行一人领导制，不设副手，也不信任外来职业经理人。

　　宗庆后的看法是：“现在博士太多了，实际上也没什么真本事。接班人过早确定，反而接不了班。我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很管用。”